“……综上所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日本已经有了大量接受过西式医学教育的医护人员，基本能够满足社会所需。”当然，这个仅指上层社会所需，底层的那些农民显然是没有机会接受医生的服务的，上层社会也不在乎。
“而我们呢？我们开始学习西方医学才多久？一共培养出来多少人才？根据中华医学会的初步统计，全国两千个县，一共才一千多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医生，连一个县分配一个医生都做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彻底废除中医，让老百姓怎么办？”
“而且这些医生主要都集中在京城、魔都、津门等大城市，东部、中部的省会城市或许多一些，到了下面的县，除了东部沿海少数城市之外，内陆的县城很少有西式医生的存在；当然，王总长是不用担心找不到人为他诊治的，他要是生病了，京城这么多医院，那里还找不到给他看病的医生？”沈隆说道。
但他旋即就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喊道，“王总长病了有人医治，但全国那么多老百姓怎么办？他们生病了就只能等死么？难道他王大燮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
大厅里变得鸦雀无声，就算是再支持废除中医的学生，在这个问题面前都无言以对，他们毕竟都是学医的，说不出来让那些老百姓等死的话。
“在场的诸位大多来自于大城市，家境也比较好，可能不太了解小地方的情况。”穷人家庭如今那里供养得起大学生啊，沈隆的语气缓和了些，然后拿出他在定县调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十万人的县，只有两名坐堂医生！”
“而且这两位医生的医术水平很糟糕，但这已经很难得了，在更西更北的地方，甚至好多县城连一个医生都没有，生病了只能依靠偏方甚至是求神拜佛来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废除中医？”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日本在废除汉医的时候，原本打算连汉医方药也一起废除，但是很快日本政府就发现，他们本国的化学生产能力，并不足以生产出足够多合格的西药，所以只能默认汉医方药继续使用。”
“就连日本也没办法生产西药，我们中国就行了么？我们假设现如今中国的西医数量陡然增加了成百上千倍，保证每一个县城起码都能有一所医院，有多名医术精湛的西式医生坐诊，但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问题怎么解决？”
“自己生产么？试问我们国家现在有几家西式药厂？几家医疗器械厂？能生产那几种西药、西式医疗器械？每年的产量能达到多少？能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的需求？”沈隆一连串的反问让学生们哑口无言，以中国工业能力之薄弱，生产可供全国老百姓所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
“复杂的就不说了，我们能生产温度计么？能生产听诊器么？能生产合格的医用酒精么？能生产医用纱布么？”沈隆都没提那些难度比较大的，只拿出了几样最基本的医用工具和药物，可就算是这些民国也做不到。
“可能有人要说了，这些外国都能生产，我们找外国人买不就行了？可买东西是要钱的啊，我们有这么多钱来买么？”而且就冲现在这局势，就算国家有钱，那也是先买枪买炮准备打仗，那还会给老百姓买药啊。
沈隆叹了口气，开始做最后的总结，“我记得在物理课堂上，有一句经常出现的话，叫‘在理想条件下’，也就是说讲述某些公理的时候要先忽视空气阻力等常见的问题，只分析理想条件下的情况，但在实际应用中，空气阻力等因素却是无法忽视的。”
“这句话放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样，我也承认西医的确比中医更加科学，未来发展潜力更大，但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现在并不具备废除中医中药的基础，贸然废除中医中药只能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演讲结束了，在清晰的数据面前，那怕是最死硬的反中医人士也都无话可说了，是啊，西医固然先进，但废除了中医，那些老百姓怎么办？在培养出足够多的医生，本国能生产出足够多的高质量药品、医疗器材之前，废除中医中药都是不现实的。
沈隆演讲完毕之后，就把演讲稿整理出来，刊登在了《大公报》、《申报》等主要报刊上面，舆论顿时为之哗然，清清楚楚的数据让原本觉得和自己无关的普通人也紧张起来，现在国内就这么点西医，要真废除中医中药了，我得病了怎么办？
许多文人都纷纷撰文支持沈隆的说法，对王大燮展开批判，什么不接地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话接踵而至，让王大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民国政府也正式答复，宣称“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同时开始允准民间设立中医学校。
表面上中医似乎免于被消灭的危机，但实际上他们的表态仍不脱教育部门的思维，且一边允许民间设校传授中医，一边又拒绝制定正式的中医课纲规范和准许中医注册登记，形同让中医资格与地位处于灰色地带。
中医界因此不屈不挠地继续抗争，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医课程，但教育部门却当做没听见，而那些留学归来的西医还有一些文化界人士则是极力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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