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园，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蒋之奇最近感到既快乐又苦恼。
蒋之奇是和苏轼苏辙同科的进士，跟苏轼是好朋友，金明池宴上两人就是同桌，后来大苏还跟着他一起在常州买了田，准备退休后大家一起做邻居。
因为文章了得，欧阳修大力推荐他为御史里行，之后蒋之奇却又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导致欧阳修辞职。
蒋之奇也因此事被贬为监道州酒税。
但是人是复杂的，蒋之奇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在仕途上被过多的耽误，因为他虽然弹劾了欧阳修，但是同样是大宋有名的能吏和清官。
一路政绩斐然官声卓越，所过之处百姓安居乐业，来到广州之后，在府衙边上治了所别业，唯一的苦恼就是这里够他级别的文士太少，难得诗词酬唱，只能与好友们信件往来。
听说小苏探花要来做通判，蒋之奇大喜，心想自己与苏家人当真是有缘，这下自己有伴了。
结果小苏探花抵达之后，交了几篇路上做的诗歌，又交给自己苏轼、苏辙和苏油的信件之后，连自己的探花名头都不提，只说：“待入职后学苏轭，参见漕帅。”
听说马涓为秦州签判，入职时对太守吕晋伯称自己“榜眼马涓”。吕晋伯说道：“榜眼乃科举时的名次，既以入仕，当称职务。”
又常谓涓曰：“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其勉之。”
且曰：“修身为己之学不可后，为政冶民其可不知。”
马涓自以为得师，之后有政声，每曰：“吕公之教也。”
而从小苏探花的自我定位来看，倒是个谦逊的性子。
很快蒋之奇就知道了，小苏探花不是谦逊，是压根就没拿自己的文名和科举名次当一回事儿。
这娃最近常常和蕃坊的蕃人混在一起，用州学官吕笙的话说，这叫“自甘堕落”。
唐末五代，藩镇武将专权，天下动乱，中央集权始终巩固不下来。
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往往命朝臣出守州郡，官名为“权知军、州事”。
特意在前边加个“权”，有临时之意，意谓随时可以罢去，从名称上就特别矫正藩镇父死子继的锢弊。
为了制衡知州，又特设通判。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坐大。
这个灵感来自于汉代的负责监郡的“监御史”和负责监县的“督邮”。有此一职后，中央与州县的关系，即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手，指挥自如了。
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有通判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得自“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
通判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
元丰改制后，通判独立性愈发得到加强，基本全部由朝廷任命。
有宋一朝没有知州造反，通判的设立，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掌监知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另外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一般的通判，级别多为从七品和正八品，但是广州是路治，也就是直隶州，故而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
漏勺早蒙恩荫，身上背着将作监丞的虚衔做赵煦的伴读。
然而漏勺自己却没把这个将作监丞当虚衔，经常跑去将作监实习上班，还给将作监改进过几次工艺，立了些功劳。
司徒家二公子的功劳无人敢抢，将作监将成果报上，高滔滔看过都乐了，苏家人这是一如既往的实诚啊。
于是干脆按照实职给漏勺诠考升转，等到漏勺中探花的时候，已经升到了从六品。这也成了刘正夫要求将之外放的理由。
应该说，漏勺的起步，比他爹还厉害。
不过他爹从治夔开始一路跳级，压根连通判、路判都没干过，放到外路都是正职。所以娃娃还有得追。
广州是无人愿意来的州，按照苏油之前制定的艰苦地区任职官员，可以优先升职和俸禄补贴关怀的政策，漏勺外放，朝廷给的是正六品。
……
如今的广州城，只能算是初具格局。
虽然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任嚣、赵佗建筑番禺城垣开始，广州就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代之时，这里还是南汉政权的首都，但是依然说不上发达。
开宝三年，宋征岭南，以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
当时的南汉国主刘鋹堪称昏君中的极品，纸醉金迷、凶残暴虐、荒淫无度。
对付自己人他很拿手，皇室宗亲几乎被他全灭。
为了防止官员造反，这货想出一绝招——给官员们动手术，让他们成为宦官。
等到潘美打过来，刘鋹六神无主，便问手下该怎么办。
手下也够混账，跟他说宋军之所以要打我们，那是因为觊觎我们的好东西，只要我们将宫室府库内的宝贝全给烧了，他们无利可图之下，自然就只能回去。
于是刘鋹真的就放了一把火，烧掉了皇宫，并将半个广州烧为白地。
等潘美打到广州哭笑不得，只能把刘鋹抓去开封当战利品，南汉灭亡。
直到真宗、仁宗时期，广州城才开始渐渐恢复。
之后不断有官员上报，广州多蕃汉大商，却已经“城壁摧塌”，坊里富庶却又防卫衰弱，无城池郛郭，周边便出现了不少海盗。
珠江口水面壮阔，号称“小海”，一时成为海盗的天堂，最多时有三百之众，而蕃汉百姓如同露天筵席上的丰富菜肴，任由盗贼宰割。
一座城市遍地财富却没有城防，这就像是家有千金却从不锁门一样。
庆历五年，任中师回朝，再次向朝廷建议广州修城。
新任知州魏瓘，在旧城角落发现一块古砖，铭刻着“委于鬼工”四字。
鬼与委合在一起，就应了“魏”这一姓氏，魏瓘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召集军民，以南汉旧城为基础，大修子城。
任中师和魏瓘可谓高瞻远瞩，子城重筑后不久，就爆发了侬智高之乱。
然而魏瓘修筑的子城固若金汤，城内新开凿的井水充足，侬智高围城五十余天师老兵疲，番禺县令萧注募集勇士，趁晚上飓风大起，点火焚烧敌军船只，一时间烟焰蔽天，侬智高只得败退。
虽然子城出色完成了御敌的任务，但还是过于狭小，无法容纳更多百姓。
治平四年，宰相吕蒙正之子吕居简知广州，打算修建西城，但苦于工程困难，于是只好将目光投向东部，早在东汉末年，由步骘在“赵佗城”旧址上修建的越城。
吕居简不久调任，但仍旧上书，请求在越城遗址上修筑东城，新任知州王靖接手后，历经百余日，将东城修毕，方圆四里，城橹五十一，北门“拱辰”，南门“迎薰”，东门“震东”。
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未修城墙，有“致喜桥”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
熙宁四年，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广州城的格局规模，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广州背山望海，城北越秀山，城南珠江水，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再往西，则土地低湿，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
司马光的评价是“地皆蚬壳，不可筑城”。
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能修的，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
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造砖，修砖城。
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经验丰富，决意顶住议论，修筑西城。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一日三惊，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空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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