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试题上看，诸多大臣们都认为没问题，这道题的本旨，是申述陛下战兢之意。
因生怕施政有失，欲宽恐不及仁祖汉文，欲严恐不及神考汉宣，因而求取直言，明法祖考。
那些口口声声他人不忠的人，却连先帝一再申明台谏分立的基本原则都忘了，他们心里还有先帝吗？忠诚二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不是太可笑了吗？
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的策题，从他们那里能够读出不忠之意，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不忠！
不忠之人见无偏之事，才会联想到不忠上去！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策论试题，事前是经过太皇太后御览的，当时出题的还有翰林承旨邓温伯，是太皇太后从中选出苏轼的作为策题。
因此朱光庭不单单是越职，甚至污毁到太皇太后之明。
臣现在要弹劾苏轼，不过不是他策题有误，而是他不尊同僚，肆意讥讽，故而引来事端，搅乱了朝廷清宁之相。
臣要弹劾朱光庭，越职朋附，以文字构陷同列，不忠先帝，不谨制度。
不过朱光庭不是御史，因而不能以御史论人不当而反坐，只能弹他以越身乱制之罪。
臣还要弹劾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
身在乌台，不明章制，尸位素餐，对越职之人不闻不问，一罪也。
随风俯仰，轻受蛊惑，见识卑陋，附和朱光庭，二罪也。
但是弹劾臣工，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因此他们之罪，不在上章论人。
然而元丰改制后有条例，御史论人后，经证实是污毁者，当受反坐！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弹劾苏轼这件事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后如果查实苏轼没有犯他们所弹劾的这些罪过，那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
苏油看到苏元贞的文章都傻了，这尼玛还是当年那个在二林部被老子几句话唬得一惊一乍的小屁孩吗？太特么狠辣老练了。
首先苏轼的试题是太皇太后看过的，是太皇太后最终选出来的，因此苏轼要是有罪，那太皇太后就是失察。
然而太皇太后是不可能失察的，所以苏轼就套上了天然的无罪光环。
既然苏轼无罪，那弹劾就是子虚乌有。
既然子虚乌有，那按照新制度，有人就要承担后果。
又因为承担后果的主体身份不同，因此他们罪责也要有区别。
不过此事终因苏轼口舌而起，所以他虽然在策题一事上无罪，并不能说明他之前就没有过失。
制度就是制度，一切都应该按照制度来，打击需要精准，犯了错谁都逃不掉，还让他们谁都无法反驳，这才是御史行使权力的真正方式。
不偏不倚，就事论事。
戊申，高滔滔下了定论：“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
接下来就是台谏大换血。
苏元贞进御史大夫，执掌乌台；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执掌谏院；吕陶为左司谏，刘安世为右正言。
傅尧俞出任九原转运副使，王岩叟出任京西转运副使，朱光庭贬恭州太守，贾易贬湖州通判。
苏轼言语不谨，去职，罚铜八十斤，以翰林学士提举京师大学堂祭酒。
程颐有结党的嫌疑，即日归河南，仍判西京国子监。
……
汴京东城，樊楼。
一群士人在楼上饮酒论事。
张珏、舒成、李儇皆在其中。
更搞笑的是，人群里也有苏轼欣赏拔掖的门生——陈师道、李廌。
还有苏轼的侄儿辈，文同的儿子文潜。
还有太学俊才刘焘，章惇的儿子章持和章援。
其中张舒李三人乃当年乌台诗案后被贬南海的三个台谏官的子弟。
刘焘出身太学，算是程颐的门生。
陈李文三人，却又是苏轼的后辈门人。
章持和章援，父亲则是苏轼和苏油的好友。
而老章跟苏油苏轼，私下是好友，政见上却曾经是敌人，然而又曾在朝堂上的关键时刻，相互奥援对方，甚至不惜为对方狙击自己的同党。
真要理论起来，简直就是一锅八宝粥。
但是在这席间，这些人却又相互佩服对方文章才学，一场举事下来，竟然成了交情极好的朋友。
宋代官场忌惮牵引门生师长，因此大家朝堂内外都是各论各，这种风气下到后辈交往之中，就时常发生师长是政敌，子弟是好友；或者师长是好友，子弟狗咬狗的情况。
大家各自交各自的朋友，开明的师长，其实也不大管他们。
当官是高风险职业，指不定哪天就得靠子弟的朋友们捞自己一把呢。
张珏和陈师道是这些人里边年长的，三家去新宋其实算是因祸得福，当了头三个吃新宋螃蟹的家族。
金银不敢碰，但是各家在那地广人稀之地占地千顷，毛呢牛奶糖樟脑鳄鱼皮卖到飞起，还开了铁冶，因而暴富。
这里边离不开四通的支持，三家也知道苏油要拿他们做人样子，肯定会让他们在新宋洲活下去，但是李定几人是真没想到，苏油会让他们用那样的方式活下去。
李定是比较骨鲠的性格，觉得苏油在诛他心，为了家族不得不接受朝廷玄鹄城太守的任命，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可他的身体却立刻垮掉了。
舒成、李儇是小辈，不明白这里边的瓜葛，张珏是他们叔叔，好歹算是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因此对苏油其实并没什么怨气。
有钱，脾气好，大家也都跟他相处融洽，连带两个侄儿都重新融入了大宋士子的大家庭。
不过这次贡举的麻烦真是一波接一波，因为苏轼不但是馆阁试的出题人，还是举试的出题人和阅卷官，直接关系到他们这些考生的命运。
自己三家人落到苏轼手里，苏轼抬不抬手都还两说，这个还没担心完呢，又闹出了弹劾事件，与乌台诗案开始的时候几乎如出一辙。
苏元贞的弹章都点名了李定舒亶，几人担心大苏夫子会不会因此联想到过去的不愉快。
还有贡举试题会不会受馆阁试题的牵累，做了的卷纸，还算不算？
当时担心的可不止张珏、舒成和李儇，在座的里边，还有好些位都曾经心有鬼胎，忐忑不安。
锁院之前，大苏曾经让仆人给李廌送去一封信，李廌当时不在，仆人就将信放在了几案上。
正好章持章援来拜访他，见到了这封信，一看是苏轼写的，兄弟俩对视一眼，打开来看看！
打开一看，却是苏轼新作的一篇文章——《扬雄优于刘向论》。
二子欣喜若狂，拿着这封信就跑了，回家善加揣摩。
这道题很难，因为研究两者文章的学子很多，但是研究他们生平细节的就不一定了，得从史书里找答案。
这就好比如今的语文不考古文内容却考作者简介，说它偏吧它也不偏，说它不偏吧又有点偏，知识不全面的人也会抓瞎。
两人花了不少心思做这篇文章，待到考试的时候，打开试卷，正是此题！
李廌是苏轼门徒，模仿的是苏轼的文风，结果那次考试当中，好多篇都模仿的苏轼的文风。
苏轼在判卷时倒是没有再作弊，将贴近自己风格的最好三篇都取中。
最好的定为第一，第二好的定为第十，还有第三好的定在第二十。
黄庭坚也在判卷之列，看到第二十的那一篇，都过来跟苏轼说：“可贺内翰得人，这一定是我当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学子所写。”
那个学子指的就是李廌。
结果等到弥封打开，大苏都傻了，贡举第一名是章援，第十名是章持，第二十名的，却是一个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士子，叫葛敏修。
大苏以为必中的李廌，竟然下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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