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朝廷当变法还是当守旧尚未成定论之时，吕惠卿就亮过一个华丽的大招，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马光来了一场以经典为武器的正面对决。
而且，赢了！
赵顼设迩英殿，崇政殿说书，是向群臣学习，听从政治意见的。
于是这里就是双方的天然战场，每次授课，大家都要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那天司马光先讲，讲的是《尚书》：“乃反商政，政由旧。”
这句的意思是说，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可还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国方略。故此，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因此遵从祖宗家法，不轻易变革，才是正道。
接着司马光以汉朝为例，萧规曹随，虽然纷争不断，但国家一直安定，百姓也日趋富足。
至汉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天下盗贼四起；
汉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则国家长治久安；
汉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天下再次陷入混乱。
吕惠卿上台，同样《尚书》开讲，不过讲的是，《尚书》如何要求大家变法。
《尚书》有云：“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也就是说，每年的正月，天子要将法令公布在宫门外。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那也不是说明，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吗？
《尚书》有云：“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
这不就是说，天子的法令，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怎么能说制度不变呢？
接下来开始引申，还是说汉朝。
司马学士说汉代的法令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变法，国家就一定动乱。
但是史料记载，汉惠帝废除了高祖时期的妖书令、挟书令；汉文帝也废除过前朝的收孥令，怎么能说一成不变呢？
至于汉武帝时期盗贼四起的问题，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汉宣帝时期国家富庶，也不是因为恢复萧何旧法，而是皇帝选贤任能，用贤臣治理国家。
汉元帝时期国家衰败，是因为皇帝重用奸臣，滥杀功勋。
可见，汉室的衰败，跟变法一文钱关系都没有。
《尚书》还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
但这句话不是让后人不要去变法，而是不要自作聪明，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胡乱更改法令。
如今，吾皇英明神武，参政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法令，时机已经成熟，为什么还不赶紧变法?
苏油都不由得感叹，吕惠卿，经史功夫，真特娘的扎实！
但是要是吕惠卿敢和善于“战国纵横家言”的苏家人互怼，苏油就会指出吕惠卿论据不足。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以示重视，却不是一年就来一变。
“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既然是考，就是考核，是检查诸侯们对法律的执行情况，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钱关系吗？
老吕你在偷换概念！
不过苏油这次不准备帮司马光，因为他其实也是变法派。
但是更不准备帮王安石，因为他又被欺负了。
《青苗法》，还是没有体现出他给王安石提到过的那些建议，地方上，还是出现了抑配，发生强行摊派现象！
苏油觉得，让俩倔驴各自受点教训也好。
先是右正言李常、孙觉上书：“王广渊在河北乱搞，强行摊派。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说是民间在欢呼歌舞，歌颂圣德。”
赵顼立刻下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同时派出各路监察，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潜察府界表钱事。
因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刚刚从陕西出来，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转运使。
诏书下达，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大说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
韩琦的原话是：“臣本以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非旨抑兼并、济困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诏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而后必生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其实也是苏油的锅。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怪这娃太能赚了。
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
一年下来，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
相比之下，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
于是吕惠卿王雱等人认为这就是苏油建议王安石改青苗法的目的所在，让他们拿着两千四百万贯的钱财，只做六百万贯的生意，还要降息免息扶助四五等户，怎么算都搞不出什么政绩来。
六百万贯，就算三分息全部收回，也才一百八十万贯，这这这……
至于农田水利，那可是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的东西，就算赵顼再偏心，两边一对比，也怕是会有意见。
加上曾布怂恿，老王决定还是激进一点，来点立竿见影的成效比较好。
于是历史还是回到了老路上。
三月，苏油回了一趟汴京，给老张送行。
张方平和赵抃同时当任参知政事，然而屁股都没有坐热，就以父忧去，服阕回来，赵顼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
张方平和老苏可是铁杆的交情，也是对王安石不怎么感冒的人，几次在赵顼面前言新法之害，搞得赵顼很不高兴。
于是判老张出知陈州。
老头到陈州没多久，赵顼就后悔了，又将老头召了回来，任命为宣徽北院使，还是想将老张留在京师。
王安石亲自去找赵顼，声言老张在三司影响力巨大，有他在京师，条例司的工作不好开展。
老头也知道自己配合不了王安石，力求外放，于是赵顼改判老头再次出知应天府。
打老头去陈州开始，身边就多了一个人——苏辙。
条例司名义上真正的大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陈升之，早与王安石分道扬镳。
当年韩琦在扬州做官，官署后花园里的一株芍药，花瓣上下都是红色，中间却有一圈黄色，被称作“金带围”。传说如果这花开了，扬州城里就要出宰相。
恰逢花开，还开了四朵，于是韩琦便邀请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三位赏花，把四朵“金带围”摘下，各自簪戴在头上。
这就是“簪花四相”的典故，后来四人果然都做了宰相。
可惜老交情敌不过新形势，陈升之与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很快就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眼看着新法受朝臣反对，陈升之做出一个愉快的决定——离职出走了。
托病归卧百余日，神宗几次敦促劝谕，才回到朝廷，但是当起了木偶。
陈升之不过失势，苏辙在条例司就是彻底待不下去，这娃因为反对新法，坐上了最冷的冷板凳。
王安石最后给他安排的职位，是河南府留守推官。
都是三司检祥文字，吕惠卿那样的检祥文字，如今已经是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但不奏事，与执政无异。”
而苏辙，却是大步后退，后退到和刚参加完制科考试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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